海洋生态文明的国际视野与历史透视

发布时间:2014-07-28 信息来源:中国海洋报 摘编:龚东刚 点击数:232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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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为人类开发利用海洋指明了方向;而同时提出的海洋强国建设战略,强调海洋资源开发能力提升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赋予海洋开发利用以现代生态文明的内涵。但是,如何在当今海洋资源需求压力激增、海洋环境质量下降明显的现实中寻求更为“生态”和“文明”的人海关系,确实是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人类与海洋相互作用关系的历史空间轨迹,梳理东西方国家开发利用海洋的不同模式,解读当今全球面临的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共同使命,为“生态化”和“文明式”开发利用海洋寻求可行的合理秩序。

■刘曙光

西方海洋文明的“生态”困惑

西方“文明”一词源自拉丁文“Civis”,指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为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及其过程。作为西方文明发源的地中海上古文明属于典型的海洋文明,但当时的“文明”未必那么“生态”,如古罗马时代沿海金属冶炼导致北大西洋水体轻度污染。西方现代“文明”(法语Civilisation)源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用以炫耀其工业革命及海外扩张的“光辉”历程,却很少发现有学者估算工业文明跨海传播带来的生态负面效应。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的海洋划界纷争,说明现代海洋文明秩序建设与海洋空间冲突相伴随。

康斯坦萨等提出的海洋生态系统及其服务价值理论,提升了海洋在全球后工业文明体系的地位。但海洋资源的准公共物品特征,已经应验了传统自由竞争经济模式下的“公地悲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认为应该统合海洋资源及其使用者和管理者,进行社会—生态复合框架下的利益相关群体分析,哈尔朋等则进一步强调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开展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的重要性。

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海洋过度开发及其非合理布局所导致的资源环境负面影响,但是无法有效控制经济效率和生活质量驱使下的人口和产业向海聚集。近期的区域海洋治理表现为沿海州之间以及州与联邦政府之间政策协调乏力,而且难以控制海洋专属经济区以外的负面输入性影响,联邦政府倡导克服地区和部门利益,协调推动海洋空间规划的展开。

欧盟通过《海洋空间规划框架计划》《大西洋地区海洋战略行动计划》等推动可持续和包容性的蓝色经济增长,谋求振兴海上欧洲。其中,英国通过着力于海上新兴产业战略布局,德国、比利时、法国等注重协调海洋空间规划中的国际利益。但是,欧盟成员国海洋开发与保护战略在执行方面也出现了“参差不齐”,增加了区域海洋生态治理成本。

日本强调海洋资源的索取和深远海开发能力建设。基于日本的所谓“海洋文明史观”,有学者主张建立涵盖和主导西太平洋“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的海洋强国。日本近海深受西北太平洋生态质量及生物资源存量下降的影响,陆地资源的匮乏更迫使其超前探索开发利用深海矿物及生物资源,政府已经会同产业财团共同制定了推进深远海的商业开发计划。

东方海洋文明的“生态”基因

我国“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有“文教昌明、发达”之意,表示社会或族群发展进步的水平。现代“文明”词汇源于近代欧洲,由梁启超等辗转引入国内。生态文明指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程度,超越西方“人本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范式冲突,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生态资源利益的关键。海洋生态文明是人类与海洋关系的进步,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东部近海与陆地国土相互作用,构成中华文明的自然地理基础,我国文明起源得益于海陆诸多部落融合。2000多年来,我国文明发展与布局重心趋向沿海。改革开放背景下我国沿海经济规模效益和溢出效应渐显,加之内陆资源相对枯竭,驱使资源加工产业趋向沿海布局,造成海岸带及近海环境质量下降,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复杂。2008年以来,沿海各地区新一轮资源开发主导型区域经济战略升级,客观上加剧了工业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冲突。

国内关于海洋生态系统机理、海洋资源资产化、海洋生态服务价值等尚处于理论探讨阶段,难以改变海洋生态利益相关者弱势的地位。全国主体功能区划旨在缓解国土开发与布局压力,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其效果还有待观察。推进海洋功能区划是实现海洋开发合理布局的现有“良方”,但它既缺乏与陆地空间规划的有机衔接,也缺乏对涉海利益相关群体的系统和理性分析,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还有待挖掘。

海洋开发利用的“文明”空间秩序

海洋开发空间布局是人海关系建设的基本形式与空间表达,其合理的秩序安排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表现。

关于海洋开发空间布局的国际趋势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海岸带及近海空间规划。海洋空间规划和海洋保护区建设成为协调人海矛盾的国际公认途径,新近动向包括三维海籍划界及海洋立体空间布局。我国正在推进主体功能区划和海洋功能区划,旨在协调陆海开发秩序,效果有待观察。第二,区域性海洋开发与保护合作。环波罗的海合作趋于成熟,大加勒比海地区环境合作卓有成效;我国参与大黄海生态系“减压”行动取得进展,错综的国际局势给我国推动跨海合作带来阻力。第三,国际海底区域勘探与保护。尽管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呼吁谨慎开发深海,但日本等海洋大国却“有条不紊”地推进深海资源商业化开发;我国积极参与并着手筹备太平洋C-C区海底铁锰结核开采,但深海勘测开发和保护能力建设却任重道远。

总体来看,现有的国际海洋开发空间秩序存在如下缺憾:首先,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尚没有一致的国际标准,不同开发模式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存在诸多差异;其次,海洋开发空间秩序建设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有效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第三,开发海洋空间的各种力量难以形成合力,导致诸多的海洋空间开发不协调甚至冲突。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共同责任

实际上,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在协调人海关系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经历了深刻的教训,当今也都面临着海洋合理开发与保护课题。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越来越相互依赖,海洋成为连接和传递不同文明潮流的“通衢”;对于局域海洋空间(包括海洋通道节点)和不可再生海洋资源的觊觎和争夺,也使得各种文明力量反复交织;海洋环境灾害的跨区扩散,使得不同海洋生态文明遭受共同的环境灾变威胁;颇为费解的“马航失联”事件也无意间挑战人类认知和探索深海环境的智慧和能力。

因此,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全球人类文明建设的重大使命,也将会是促进不同文明融合的战略空间。提升各自文明“有容乃大”的气魄,推动文明间“海纳百川”式的交流与融合,是建设全球海洋生态文明、优化国际海洋开发秩序的必然选择。(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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